坚守一生的誓言——记老共产党员马琅（上）

编者按：马琅是建邺区一位离休干部。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65年来，他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，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岗位，始终如一地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解放前，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经受过生死考验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服从组织安排，先后在南京、上海、宁夏等地任职，忘我工作；离休后，他发挥余热，把精力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在他身上，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。

5月31日，市委书记罗志军批示：“马琅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他是我市先进性教育中出现的一位坚定理想信念，实践党的宗旨，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典型。”

今明两天，本报将分两次推出长篇报道，带你走进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世界，触摸一个共产党人的炽热情怀。

65年前，年轻的马琅在南京秘密入党。如今，他依然记得那曾经让他热血沸腾的铮铮誓言。65年来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干什么工作，这誓言如影随形，他为之坚守了一生。

带上牙膏去宁夏

“宁夏在哪里？直到40岁前，我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去那里，并且在那里工作22年。”马老说。

马琅1919年出生在南京。因为家里穷，他只读到初中就辍了学。1940年，年仅21岁的他在哥哥的影响下秘密入党，不久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《中央日报》做地下工作。利用做资料员的机会，他为党组织提供了不少机密文件。解放后，马琅担任建邺区第一任副区长，不久，作为回族干部，他调到上海从事民族工作。

1957年，马琅从广播中得知党中央号召党员干部支援西部建设，当即决定响应号召去西部。

“我的请战书是用毛笔写的，贴在机关大院显眼的地方。领导很快看见了，找我谈话，说再考虑考虑吧，我当即说考虑好了，随时准备出发。”

1958年早春，马琅的愿望终于实现。他和妻子背着大包小包乘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。

“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大家都说宁夏条件差，差就差吧，我又不是去享福的。为了防止日用品短缺，我们临走时不仅带了好几捆草纸，还把几十管牙膏统统挤到一个塑料盒里备用，结果闹了笑话——宁夏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穷嘛。”

宁夏气候不好，不久妻子就因病返沪，马琅一个人过起了吃食堂、住宿舍的“单身汉”生活，在宁夏一呆就是22年。

“她们工作了，我经济上不能给更多的资助了，但思想上我不能松”

1980年，61岁的马琅出任宁夏驻上海办事处主任。在这个岗位上，熟悉上海方方面面情况的他为宁夏当地的经济发展尽心尽力。4年后，他离休回宁，住在南湖小区。

“忙了一辈子，突然闲下来，一开始很不适应。作为老党员，人离休，但离岗不离党，总要干点有意义的工作吧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早早就辍学谋生，对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有切身感受，于是我就想到了去做教育工作。”马琅说。离休不久，他担任了南湖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，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青少年身上。

青少年思想单纯，为了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，马老坚持不定期给中小学生上形势教育课。党的十六大召开，“神五”飞船上天，全民抗击“非典”，他都精心准备，认真开讲。为了备好课，马老首先坚持自己认真学习。每逢党的重要会议召开，他都先把电视上的新闻录下来，吃透精神才给孩子们讲。有一次，马老开讲前突降大雨，一个班级只来了四五个孩子，马老还是坚持把课讲完。

1994年5月，马琅从《文摘周报》上看到一则消息，说四川一对残病家庭的三胞胎姐妹面临贫困失学。他夜不能寐，当即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写了一封长信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资助历程。每年开学初，他都会按时寄上学费，并且写信勉励三姐妹克服困难，立志成才。从初中到高中，再到大学，十年时间，马琅共计资助三姐妹5万余元。

“三姐妹都很懂事，她们给我写信，无话不谈。有段时间，失去右臂的父亲沉溺于打麻将，孩子们就把情况告诉了我；还有一段时间，老小不切实际地说要报考北大，类似的情况我都及时回了信，给她们谈我的看法。我跟三姐妹谈得最多的还是做人。有段时间，听说老二要开网吧，我赶忙去信，告诫她要守法经营，不要贻害青少年。老二给我回信，向我做了保证，我才放了心。对这些孩子，思想上一定要把好关。她们工作了，我经济上不能给她们更多的资助了，但思想上我不能松。”

三个孩子都很争气，同时考上了大学，向马老报喜的时候，她们说，“马爷爷，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到您。”

2001年春节，三姐妹相约来南京，终于见到了素昧平生的“马爷爷”。马老说，三个大一学生站在自己面前，那一刻才深感欣慰。

10万巨款捐给贫困生

马老拿的是宁夏的工资，有限的一点离休金，大都花在了素不相识的孩子身上。

“一身棉衣、一双保暖鞋就能过冬。”马老的邻居说，“一件白衬衫穿了十几年还舍不得扔掉。他最金贵的衣服，也就是前几年买的一件滑雪衫。到他家里，白皮墙，地板革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房间里堆满了书和杂物。第一次到他家，我还以为他是个维修工呢。”

“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0元，每天的伙食开销不超过5块钱。对素不相识的孩子，马老却毫不吝啬。”

去年5月，年事已高的马老觉得实在做不动了，自己搬进了位于浦口的南京市社会福利院。人在浦口，他的心还在南湖的孩子们身上。南湖地区由于历史原因，有不少贫困家庭，也有不少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家境面临失学。为了不让自己当年因贫失学的一幕在身边重演，老人决定把平生积蓄的10万元捐给南湖街道，作为救助贫困家庭孩子的资金。

3月13日，是个星期天，他打电话给南湖街道关工委副秘书长张秀英，问：“明天你在不在，我有点事。”第二天，是马老所在党支部每月一次的支部活动日，住进福利院一年多来，不管刮风下雨，80多岁的马老都是雷打不动地来，拖着患有痛风的病腿，换两次公交车，路上要1个多小时。

这天，他从浦口转了两趟车，来到街道。他把张秀英拉到一边，递给她一本存折，说想好了，把这10万元捐给街道，做中小学生助学资金。这一“唐突”举动把张秀英惊呆了，她没敢接受这笔巨款，“这件事你总得和子女商量一下再作决定。”之后，又有了第二次，马老又把存折带在身上，准备交给街道，街道这才知道马老心意已决，便决定搞个仪式——捐款的愿望拖了一个月，才最终实现。

“没想到捐个款花了这么大力气。这笔钱用在南湖地区的青少年身上，比留给我的子女更有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用不着我操心。”捐了不知多少次款的马老如此感慨。

“那将是我一生最后的捐献”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关心下一代的“护花”事业，让晚年的马老霞光缤纷。几年来，他作为街道老党员宣讲团主要成员，共给青少年做报告24场，受教育青少年达上万人次。

4月28日，建邺区委、区政府隆重举行马琅事迹报告会。面对区里数百名党员干部，马老袒露心声：“今天开这样规模的大会，真有些不敢当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按党的宗旨，我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应该的，有些做得还不够。

“我老了，将近90岁了，来日不多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，我决定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医疗解剖，这将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后一次奉献。我不在了，拜托大家继续关心我们身边贫困孩子的读书和成长，关心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。谢谢大家！”南京日报记者　陈曦　左中甫　通讯员　钱年华

“人一辈子都要活在责任感里”——对话马琅(下)

在几天的采访中，记者多次与马琅聊天，还去了马琅的新“家”——位于浦口的市老年公寓。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，收拾得干净、清爽。靠墙的书柜里满是历史、文学和政治书籍，柜顶上摆放着周恩来的彩色画像。

关于“偶像”：最敬重周总理

记者：马老，这幅总理像伴您多久了？

马琅：快10年了吧。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，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在上海文化广场亲眼目睹过总理的风采。当时总理在台上作报告，人特别多，后排群众喊看不见，总理就走了过来，向大家亲切地打招呼。总理这个人，位置高，心又细，一辈子为党为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他是我们党员干部永远的楷模。现在有些党员干部喜欢摆架子，跟群众离得很远，这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宗旨。要是论级别，周总理是什么级别的干部？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，那是何等的亲近，我是亲眼所见，记忆终身。总理的牺牲精神、奉献精神、平民本色，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。

关于学习：“脑运动”很重要

记者：听您周围的人说，您特别喜欢读书？

马琅：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很好地学习，上到初中就辍学了。现在也是补偿吧，我叫它是脑运动。有关总理的书我看得最多。反映解放前南京地下斗争的书，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书，我都常看。前几年我在南湖街道当关工委副主任，因为要跟孩子们打交道，要给他们上课，报纸、杂志和党的文件汇编看得多一些。碰上党的重要会议召开、全国两会，我就用一台老式录像机录下来，可以反复学习，也作为资料保存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不读书、不看报，不学习，肯定会落伍。有不少人问我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耳不聋、眼不花，思路也很清楚，有什么养生之道？我说哪有什么秘密，还不是保持学习和思考的习惯！

关于物质：现在一身轻松

记者：一下子把多年积蓄都捐掉了，现在您感觉……

马琅：一身轻松。我这样讲旁人不容易理解。你想想，人在世上，什么东西最累？为物质的东西所困，为物欲难填所苦，那是最累的。我把10万元钱捐出来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我从去年搬到浦口这边来就开始考虑了。这笔钱花在贫困学生身上，比花在我自己身上更好。我快90岁的人了，来日不多，也该想想身后的事情。我的3个子女，老二是女儿，是白下区的公务员，两个儿子在上海。

记者：您决定捐款的时候，有没有和他们商量一下？

马琅：和女儿说过。女儿开始没当一回事，以为我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后来看我认真了，她才跟我说，爸，那是你自己的钱，你自己决定。两个儿子在上海，跟我来往少，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事。我想他们会理解的。

记者：您为什么要捐遗体？

马琅：人固有一死。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，人一死，什么都没了，遗体除了做科学研究，还能有什么用呢？烧掉太可惜，埋起来占地方，还不如捐给医学工作者做研究，或许能发挥点作用。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不论什么事情，真正想开了，思想上也就轻松了。现在，我身边不少老同志都签了字，同意死后把遗体捐献出来，为人民再作最后一次奉献，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奉献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

关于做人：一辈子都要活在责任感里

记者：马老，问您一个私人问题，为什么要改名？

马琅：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，说说也无妨。我原来叫马谋良。上世纪40年代，我那时还在《中央日报》，有一次来了个电话，我一接，才知道打错了。对方是个女的，叫杨琳，在镇江当话务员，声音甜甜的。我以前也当过话务员，就跟她聊上了。一来二去就熟了，她还来南京看过我，彼此很投缘。当时，我已经在父母之命下成婚，总不能耽误人家吧？我就把我的情况如实跟她说了，她也很理解，还来我家吃了顿饭。再往后，她有了男朋友，还带给我看过。我们成了很好的、彼此尊重和信任的朋友，可惜，后来失去了联系。为了纪念这段友谊，我就改名马琅，她叫杨琳，琳琅满目嘛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人一辈子都要活在责任感里，有了责任感，才能拿得起、放得下，不再患得患失。这一点，我至今深信不疑。

采访后记